一、什么是新常态？

1.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的转型主要从过去的规模、速度主导型转向至现在的质量、效率主导型。

2.中国城镇化进入“新常态”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包含的七个核心维度--社会、经济、空间、生态、文化、制度、政策，其中制度维度最为重要，社会、经济、空间、生态、文化五个维度紧随其下，最后政策维度落地，进行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

3.城市规划进入“新常态”

       从规划理念角度，要重新认识城市设计的属性与内涵；从规划程序角度，要重新明确城市设计事权；从规划管控角度，完善城市设计实务。

 

 

二、“新常态”下的“新应对”策略

1.认识城市设计属性：管理&设计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最重要的是公共管理职能，以建成环境为管理对象，城市规划控制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的“功能合理性”，而城市设计控制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的“形态和谐性”，规划控制与设计控制组成了城市的开发控制。

       城市设计不是房子造得漂亮，而是政府对于城市建成环境的公共干预。因此，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目的一致。城市设计关注的是城市空间形态和景观风貌的公共价值领域，并非所有的私权都可以被侵犯和干预，但是公共价值领域不仅仅是公共空间本身，同时也涵盖了对公共空间品质有影响的各种要素。例如纽约中央公园，影响其品质的并非只有公园本身，还包括周边的建筑界面。

       “新常态”下，城市设计更多的是过程管控，制定相关的管控规则，符合管控要求，同时符合公共利益。

2.明确城市设计事权：政府&市场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三个目的是切合的，第一，市场的“负面清单”，要克服城市建成环境开发中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第二，政府的“责任清单”，要满足城市发展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空间需求，规划和设计要告诉市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第三，政府的“权力清单”，要保障社会各方的合法权益，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明确体制的权力边界。作为对私人权益的公共干预，城市设计事权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即城市设计的控制元素和控制要求必须是广大公众所认可的公共价值范畴。因此，新常态的规划的新应对，不是说规划做得多漂亮，而是更加强调制度与产权。

3.完善城市设计实务：效率&效果

       城市设计在实施当中应如何操作，是效率导向还是效果导向，是城市设计的实务需解决的问题，表现在成果上即为城市设计的导则。城市设计导则是以规定性为主还是以绩效性为主，往往是颇有争议的。规定性设计导则强调达到设计目标所应采取的具体设计手段；绩效性设计导则注重达到目标的绩效标准，并不规定具体设计手段，通常配有引导性的示例，采取文图并茂的形式，有助于解释每项导则的设计控制意图。

        在实践中，城市设计控制往往采用规定性和绩效性导则相结合的方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控制元素。由于设计控制往往涉及到难以度量的品质特征，所以普遍认为尽可能多地采用绩效性设计导则，确保达到设计控制目标但不限制具体手段，但一些地区特征明显的（如历史保护地区的文脉特征），表明采取规定性设计导则，也是必要的、合理的和可行的。

三、“新应对”的应用案例

1.香港城市设计导则应用案例

       香港城市设计导则的公众咨询文件表明，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设计既是专业技术过程，更是民主政治过程。

       面对此“新常态”，“新应对”的策略要从规模、速度导向转化为品质、质量导向。

2.旧金山居住区设计导则应用案例

       该设计导则是为建立和谐的邻里环境提供“起码准则”而不是“最高期望”。这表明，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策，具有技术合理性和政治可行性的双重特征。

3.上海世博会后续发展规划应用案例

       该规划在城市设计管控中，更多地从公共价值领域进行控制，对于私权的建筑空间要素则不进行过多干预，符合相关控制原则即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将现有的城市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城市一般地区，管理语境是效率导向，设计控制需要确保底线的价值取向，是以管制型为主的设计管理方式；第二种是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要以效果导向为管理语境，要追求满意、满足理想期望的价值取向，确保城市建设的品质，设计管理方式需要以沟通型为主导，提供公众参与，保障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未来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会纳入更多的风格和元素，规划要追求品质，做精品，这是新常态的新应对。